TUhjnbcbe - 2024/11/5 9:04:00
天哲按：这篇关于草书的文章是相当到位、相当深邃的！所以天哲推荐给大家交流学习！艺术不能标准化，这是于右任最大的失误！来源：书法功课作者：泰山石敢当在笔墨的娴熟、碑与帖的融会贯通方面，于右任确是无可比肩的一代高人，如果完全用毛笔字的标准判断，十个王羲之恐怕也比不过一个于右任。但是，毛笔字归毛笔字，草书归草书，即使用一般意义上的草书来衡量于右任，于右任的草书也不算是上乘之作，因为无论如何，传统意义上的草书只有晋唐标准，而没有其它标准。于右任的做法是，他照搬了历朝历代的草书结字规范，然后又把碑的点画斩头去尾后进行了一次组装，但这种组装了的草书，怎么看都像没写完或搭配错了的简化行楷，虽然，这种草书怎么看都是于右任而不是别人写的，但怎么看又都和草书的“草”挨不上边。如果再用艺术层面上的大草狂草比较一下，于右任的草书就更不是草书而是楷书了，不仅缺少线条的起码长度，还缺少笔触的应有使转，结字倒是比大草更加简省洗练，但大草的情态和跌宕连绵却消失殆尽。于右任草书《千字文》局部即使这样，如果把于右任的草书当成一般的书法仍然是最好的书法，尤其用“韵味”这样的形容词来评价时，仍然会让人一叹三咏，“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巾”的执着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精神感染人，不过，这只能是另一种感动，这种感动不属于草书，更不属于大草。于右任对碑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草书上，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是，于右任把碑的笔法写进了草书，并不等于草书因此就有了突破，而于右任又恰恰因草书而名世，尤其是他的“标准草书”，所以问题就很明显了。本来，以碑入草，应该是草书的幸运，特别对于大草，碑意、碑法的植入应该是大草“酒神精神”的再次升华，因为汉魏碑版除了刚劲雄强以外，不事雕凿、自由跌宕的书写品质更容易和大草结合。但是，在于右任笔下，碑的超然物外和大草的恣意扬情却双双受到了压抑，犹如两只展翅欲飞的翅膀被粘上了胶布，本来应该飞得更高的雄鹰却被驯化成了家养的鹦鹉。于右任草书《心经》于右任的书法包含了两大体系，一是碑帖的转换，二是“标准草书”。在于右任的真书、行书、行草中，碑帖转换是成功的，但“标准草书”无疑是失败的。在跨越明、清、民国三朝的书法变革中，碑学几乎影响了每一位大家，而这个影响又主要体现在行草书。但是，由于受到碑学影响的几个代表人物没有真正以“草”为形态窥视到草书尤其是大草的全部，所以在他们的草书创作中，不是囿于碑的表面就是在碑帖之间试图寻找一个暧昧的平衡点。于右任草书《心经》局部放大碑的不事雕凿与人的落魄病态相遇，让徐渭、傅山的草书斑驳陆离、满纸狼藉，充满了强烈的破坏性；碑的雄浑开张与媚俗的“前朝心理”苟合，迫使王铎既要照顾皇帝对二王的趣味又不愿放弃个人内心潜藏的艺术主张，所以他的草书外形肿大但大而无当；邓石如、包世臣、康有为也试图以碑入草，但却没有草书的专门建构，只能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同样希望在草书中以碑为骨的林散之，因为年龄、生理因素更因为难以割舍的绘画情结，碑的硬朗骨质不可能在它的草书中继续钙化坚挺，而只能在“六十始草”、“三指捏笔”、“焦墨蘸水”这个个体生态中骨质疏松。于右任草书作品到了于右任，上述问题倒是消失殆尽，但基于同样的原因——对形态意义上的“草”却乏真正认识，再加上他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传统文人，所以他的“标准草书”，在把草书字法和结构“简”到极致的同时，也把大草意义上的“大”压到了最小，把大草精神层面上的“放”与“开”收缩到了最低——先把野鹰熬成了听话的宠物，又把这只宠物剪断了翅膀，变成了一只缩头缩脑的乌龟。自张旭、怀素的狂草之后，草书在表面上显得越来越“长”（黄庭坚的长枪大戟）、越来越“狂”（徐渭傅山的佯狂）、越来越“大”（王铎的傻大）、越来越“软”（林散之的“烂”、“淤”），但于右任却在把草书的线条变短、把草书的偏倚变正、把帖学的柔弱变硬的同时把草书变“小”了，这个“小”，不是体量的小、笔触的小而是张力的小、态势的小，所以，把于右任称作现代“四大草圣”中的“小圣”也算是名副其实，因为他毕竟把石门颂、二十品这些碑学的散筋碎骨加进了帖学这块软塌塌的肉中，虽然没有写出更加漂亮的小草，也没有写出人们期望的大草，但毕竟让小草这个品种在增加了某种稳定性的同时多了点点阳刚之气。于右任草书对联在于右任之前，从来没人把中国书法“标准”化。中国书法代表中国文化，都是模糊的，都很难建立起标准，在这一点上，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没有提错。“标准草书”有“易认、易写、准确、美丽”四个要求，这四个要求主要是为了让草书普及。易认，让更多人看懂；易写，让更多人参与；准确，让字法更加统一；美丽，让草书更漂亮。但事实证明，于右任自己写“标准草书”是成功的，而别人写是失败的。“标准草书”不是因为“书法”而失败，是因为“草书”而失败，还因为“易认、易写、准确、美丽”四个要求和标准的一厢情愿而失败。于右任所言的“标准”，只是字法结构的清晰和稳定，而不是形态意义上的“标准”，更未涉及“标准”之后草书的扩散。传统草书往往一字多形，许多字法同时都是正确的，但于右任却用“标准”规定了“一字”只有“一法”，实际上限制了草书的扩张，也排斥了“一字”之外的“多法”，成了一个新的教条和框框。而“易认、易写、准确、美丽”本是一个普及概念，但由于“标准”之外的排斥，“普及”变成了“集中”，由此带来的一连串问题是，“易认”成了非选择不可的“必认”，“易写”因于氏碑法用笔的介入而成了“难写”，“准确”因对草书多元的限制而成了“唯一”，“美丽”也就因为上述原因成了影楼里拍摄的婚纱照——用同样的行头、同样的化妆、同样的摄影，把不同的人拍成一个模样。当然，这只是于右任的个人企图，而事实上，在真、草、隶、篆中，个性彰显的草书虽然看似复杂，但最经得住形态分析，其它书体虽然四平八稳，却一望而知，只须照葫芦画瓢就行，没有形态可言。于右任违反了这个规律，试图让草书中规中矩成为一张标准脸，但这张脸只属于他本人而不会属于别人，别人会把这张脸“易认”成于右任，却永远不会“易写”成自己，如果有人真正做到了“标准”之后的“美丽”，充其量也只是个超级模仿秀。于右任草书《满江红》于右任因为草书而荣膺又一个现代“草圣”，但是，他的“以碑入草”没有将“草”的形态扩散和放大，而是把“草”的范围缩小，尤其是把多数古人字法和少数自己意会的字法打包“标准”之后，既没有提出新的草书主张，也未能在后学者中被真正研究和普及。如果说草书之“草”是最具生命力的自然象征，那么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就是把这些“草”变成了规格一致的“标准饲料”，不过，由于“于氏标准饲料（草书）有限公司”的产品配方太复杂，一般人不易入口，入口后也难以下咽，所以，至今也没看到“标准草书”通俗化带来的草书群体普及，也没发现哪一个书法家因私下吃了“标准草书”的小灶而有所建树成为大师。